吾国圣人，以中庸立人之极……英国鲁滨孙者，惟不为中人之中，庸人之庸，故单舸猝出，侮狎风涛，濒绝地而处，独行独坐，兼羲、轩、巢、燧诸氏之所为而为之，独居二十七年始返，其事盖亘古所不经见者也。然其父之诏之也，则固愿其为中人之中，庸人之庸。而鲁滨孙乃大悖其旨，而成此奇诡之事业，因之天下探险之夫，几以性命与鲨鳄狎，则皆鲁滨孙有以启之耳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——林纾（《〈鲁滨孙漂流记〉序》，1905）

天下唯有真学术，真道德，始足独树一帜，使人景从，若尽废古书，行用土语为文学，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，所操之语，按之可合文法，不类闽粤为无文法之啁啾，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，均可用为教授矣。
　　　　　　——林纾（《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》，1918）

余译既，若不胜有冤抑之情，而欲附此一伸，而质海内君子者……须知不经败衄，亦不知军中所以致败之道，知其所以致败而更革之，仍可自立于不败。纾年已老，报国无日，故日为叫旦之鸡，冀我同胞警醒！
　　　　　　——林纾（《〈不如归〉序》，1923）

古文不曾做长篇小说，林纾居然用古文译成百余种长篇小说；并使许多学之之人，亦用古文译长篇小说。古文中本少滑稽之风味，林纾居然用古文译欧洲与迭更斯之作品。古文不长于写情，林纾居然用古文译《茶花女》与《迦茵小传》等书。古文之应用，自司马迁以来，未有如此之伟大成绩也！
　　　　　　——胡适（引自王森然《近代名家评传》）

百年百人排行榜  第三十六位

林  纾

（1852.11.8.～1924.10.9.）    【清咸丰二年（壬子）生，终年72岁】

“译才并世数严林”，是康有为书赠林纾一首诗的首句。“严”指严复，“林”即林纾。据说，这一句诗把他两个人都得罪了：严复羞与林纾这位不懂外文的翻译家为伍；林纾则因诗里只是夸他的翻译而非文章或诗画，且排序“严、林”而非“林、严”，也颇不快意。但毕竟，那首诗虽被钱锺书说成“草率应酬之作”〔注1〕，却道出了一桩史实：最早推动中国现代化起步的人，包括了一批翻译家；若论其中佼佼者，林纾当仁不让。

林纾，原名群玉，字琴南，号畏庐，别署冷红生。福建福州人。父亲原是殷实商人，因屡次亏本，陷入窘迫。林纾9岁入村塾，虽家贫，极好读书，且博学强记，能诗，能文，能画〔注2〕。20岁开始教书，30岁中举；后考进士未中，遂终生不入仕途。戊戌维新时期，他赞同新政，在晚清知识分子中属于激进者。1900年进北京，先后任教于多所中学和大学，讲授经义、古文和伦理学。他的古文极好，曾受到桐城派末代宗师吴汝沦赞赏。后政治上趋于保守，民国成立以后，曾11次“哭谒”光绪帝陵，“对逊帝溥仪则执臣子礼甚恭”。他不赞成袁世凯称帝，拒绝签署“劝进表”，曾作诗讽刺洪宪人物。〔注3〕新文化运动期间，以反对白话文著称。

不过，林纾对后世的影响，跟他自命不凡的古文及其政治思想关系不大，而是今人大多十分陌生的“林译小说”。

林纾翻译外国小说，始于四十四五岁。1900年，林译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在福州刊行。是为第一部中译西洋小说，“为国人见所未见，一时风行全国，备受赞扬”。随即，商务印书馆邀林专译小说，至他逝世，共发表各类翻译作品222种，其中小说约160种。〔注3〕（另说林译作品共180余种〔注4〕）林译小说里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作品，共20种；其次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等，7种。另外属于名家名著的译作有：俄国托尔斯泰 6种，法国小仲马 5种、大仲马2种，英国狄更斯5种、莎士比亚 4种、司各特3种，美国欧文3种，以及《伊索寓言》、易卜生《梅孽》、塞万提斯《魔侠传》、笛福《鲁滨孙飘流记》、斯托夫人《黑奴吁天录》、巴尔扎克《哀吹录》、雨果《双雄义死录》等。林译作品数量之巨、范围之广，创造了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，也是无人能及的记录”〔注5〕。

然而，林纾却不懂外文。他要先听别人口译，然后撰写译文。这在今天似乎不可思议，可百年前，一人口译一人拟文的翻译方式很常见。为林译小说作口译的英文、法文等语种的专家，累计十余位，通常被称为林的“合作者”。但钱锺书认为，他们其实算不上合作者，只是“助手”。〔注1〕一个旁证是，由于那些助手的眼界水平的局限，林纾在原著选择上闹了不少笑话，“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，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，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”。尽管如此，称得上世界名著的林译精品，仍超过40部〔注4〕。

对林纾的译文，钱锺书的分析跟多数评论（例如文前所引胡适之说）不同。钱断言，林译“文体不是‘古文’，至少不是他自己所谓‘古文’”，而是“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、较随便、富于弹性的文言。它虽然保留若干‘古文’成分，但比‘古文’自由得多；在词汇和句法上，规矩不严密，收容量很宽大”。尤其“意想不到的是，译文里包含很大的‘欧化’成分。好些字法、句法简直不象不懂外文的古文家的‘笔达’，却象懂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硬译”。不过，“尽管漏译误译随处都是”，其晚期作品甚至成了“林纾的‘造币厂’承应的一项买卖”。而林纾“根据自己的写作标准，要充当原作者的‘诤友’，自以为有点石成金或以石攻玉的义务和权力，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、东鳞西爪的写作”；更“往往是捐助自己的‘谐谑’”，为迭更斯等原作的幽默“加油加酱”，并“在译文里有节制地掺进评点家所谓‘顿荡’、‘波澜’、‘画龙点睛’、‘颊上添毫’之笔，使作品更符合‘古文义法’”。钱锺书强调，就“译”、“诱”、“媒”、“讹”、“化”、“囮”这些字眼的“一脉相通”而论，林译小说虽未达到“化”的境界，毕竟长期发生了“诱”和“媒”的作用，这“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”。〔注1〕

林纾译书速度极快。常常是口述者未毕其词，他已写完，“能一时许译就千言，不窜一字”。而且，他翻译小说不光介绍原作的艺术技巧，“更要把他的爱国热诚，通过翻译感动读者；加上他凭着自己的文学素养，用来补有些原作的不足，使他的译作竟胜过有些原作。他借助他人口译来翻译的小说，其中的成功译作至今还具有生命力”〔注4〕。史家称：“林纾之所以大受欢迎，首先是因为他那种对本国文学的感受力和驾驭优雅古文的能力……这位文言大师和文学革命的反对者，为年轻一代人的想象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滋养品：几乎没有一位五四作家不是通过林译著作而最先接触西方文学”。〔注5〕也正因此，“‘五四’时期曾经猛烈攻击过林纾的那些进步作家，后来又一个个地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受过林纾的影响，林纾并不是不可救药的顽固派。”〔注3〕仍以钱锺书为例，钱说：“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。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《林译小说丛书》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，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，一个在《水浒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聊斋志异》以外另辟的世界。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《十五小豪杰》、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，都觉得沉闷乏味。接触了林译，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。”〔注1〕

对林译小说的历史影响，郑振铎归纳说：其一，帮助中国人了解了关于世界的常识，特别是欧美人的国民性和社会组织，“明白了‘中’与‘西’原不是两个绝然相异的名词”。其二，“使大家知道欧美亦有所谓文学，亦有所谓可与我国的太史公相比肩的作家”，于是对当时“西学为用，中学为体”的流行观念产生了冲击。其三，在文人看不起小说的那个时代，“他以一个‘古文家’动手去译欧洲的小说，且称他们的小说家为可以与太史公比肩，这确是很勇敢的很大胆的举动。自他之后，中国文人，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；在他之后才开了翻译世界的文学作品的风气”——这最后一条，乃“是林先生最大的功绩”。正因此，“不管我们对于林先生的翻译如何的不满意，而林先生的这些功绩却是我们所不能忘记的，编述中国近代文学史者对于林先生也决不能不有一段的记载”。〔注6〕近年更有论者称：林纾既是“旧文学的‘押阵大将’，又是新文学的‘不祧之祖’”；“在清末民初的一代文人中，如果要找一位与‘五四’新文学联系最紧而又真真属于文学家的人来，林纾是可以排在第一位的。”〔注3〕

不言而喻，以上所谓“中国人”、“大家”，其实只是占总人口比例微不足道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，亦即所谓“清末民初的一代文人”。然而，正是这些人里头为数更少的一部分，在林译小说之有形的启迪激励，或者无形的潜移默化之下，投身于文学翻译创作和研究，更以他们各自的小说文章与学问，影响了更多人。从而，现代文学得以在百年改革开放进程中，不断发挥出大众娱乐、观念更新、风气转移以及时代纪录的功用。林纾在这股历史潮流中，以其所作的开风气的历史贡献，自然也具备了位居榜上现在位次的资格了。

〔注1〕钱锺书，《林纾的翻译》（1979），载罗新璋编《翻译论集》，商务印书馆1984年。

〔注2〕曾宪辉，《林纾传》，《福建师大学报》1981年第2期。

〔注3〕张俊才著，《林纾评传》，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。〔此书附录提供有林译作品书目的详尽统计：全部林译246种作品中，已发表或出版的222种，其中原著者清楚的159种、不详的63种；未刊作品24种，其中原著者清楚的22种、不详的2种；已发表或出版的63种原著者不详作品中，有4种是小说，59种是译自外国报纸的评论或消息。另：246种作品中原著者清楚者，共涉及11国107位作家的181种作品，其中英国62位106种，法国20位29种，美国15位26种，俄国3位13种，希腊、德国、日本、比利时、瑞士、挪威、西班牙各1位1种。〕

〔注4〕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（中国文学卷）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电子版。

〔注5〕〔美〕费正清主编，《剑桥中华民国史（第一部）》（1983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。

〔注6〕郑振铎，《林琴南先生》（1924），载罗新璋编《翻译论集》，商务印书馆1984年。